根据前文对合法化客体的分析，即使党的机关通过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直接面对社会，其效力仅局限于部门内部，也必须具有事务与内容方面的合法性。

[24] 2001年9月，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38]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同时仍旧需要继续履行好其政治职能。

[16]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第2版。2.增加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职能 在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下，这一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不断推进，我国政府职能的基本构成也得到新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息息相关。邓雪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测量——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的文本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2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10]参见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第2版。朱光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论纲》，《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宪法的意义正是在于防止强大的公权力恣意行使乃至合法加害，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包括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

[38]Gary D. Rowe，Lochner Revisionism Revisited，24 Law Social Inquiry 221-225(1999). [39]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另一方面，在不同阶段和在不同条件下，对三者的侧重程度是不同的。[8]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国会有权处置并制定合众国领土或其它财产的一切必要法章和条例。它的背后是我们要如何理解广义的刑事正当程序。

所谓结构性控制，是指宪法预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自由)空间，同时宪法的控制力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向影响。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方面，这是基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在结成社会契约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些内容必须由根本法来规定，它们直接关系宪法秩序的稳定性。因为职务犯罪颇有不同，调查过程或许可以以公职人员克减乃至放弃部分权利为理由，但人身自由的限制应当更为审慎。[3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页。然而，改革的制度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皆呈现了一定争议。

(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我国引入宪法保留理论是较为迟滞的，这突出表现在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上。[13]这就与通常所说的人大主导立法的观念产生了一定龃龉。《宪法》33条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第39条、第40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宪法保护，基本权利条款均应体现于监察制度设计之中。宪法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始终是相对滞后的。

宪法收缩有其边界，这就是宪法控制所维护的底线，既包括成文宪法的权威性，也包括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宪价值，以及宪法确立的民主形式。这就关系到制度正当性的问题。

然而，争议并未消除，核心争议即宪法是否需要载明关于监察制度的更多基本内容，它涉及下文将讨论的争议性问题。这种控制体现了宪法工程学的价值——宪法是工程师的宪法，也是政治家的宪法。

[6]宪法中关于民主形式的基础性、原则性规定通常不能由立法修改，甚至宪法规定本身也不能被修改。在制度设计和程序控制的重大问题方面，宪法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理论界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政治过程，宪法控制力体现在价值输入、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等不同方面。[24]有人就认为人大代表是《监察法》确定的监察对象。第一，改革能够更有力地、更深入地反腐败。这就要求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重申此条款对于解决当下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它亦可以应用于约束已经形成的监察权。

第三，改革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成文宪法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

[27]莫纪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第43-51页。实际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运用于宪法保留事项改革，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考虑，这也是我们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进步。

所以，不断强调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仍是改革深化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所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推进反腐败工作任务之外，还需要让制度充分体现法治精神。

[19]刑事正当程序是美国法上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应用于刑事领域所形成的人权保护机制。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67-72页等。这种控制源于宪法保留原理和宪法的本质功能，也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这一党的执政思想的贯彻落实。[13]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8年3月14日，第5版。

它不仅是指改革过程中宪法不够活跃，还包括结构性控制突出了改革的政治性，弱化了改革的法治化要求。[1]有关讨论参见秦前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模式需解决好四大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188-192页。

以新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的制度形式继续深入反腐败，改革最终落脚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洛克纳判决一直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宪法之上……它激起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明显的紧张。

笔者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此种设计的本意并非是要给党与政的关系一个明确说法，但它客观上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改革的政治目标之一。[36]宪法收缩正是新政成功塑造美国宪法秩序的重要原因。

这就为确立宪法保留的观念提供了政治空间。[7]在美国，联邦主义亦属于保留条款甚至是不可修改条款。质言之，宪法保留必然关系到宪法的根基——元内容、契约条款，即有关社会契约之缔结的基础性内容。其二，改革推动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调整。

[2][英]惠尔：《现代宪法》，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其一，各级监察委员会因其实质性的党与政合署办公模式，呈现了权力运行的新特点。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宪法特征，新建立的监察制度输入了立宪价值并重塑了国家机构和权力运行体系。第三，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条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共识。

总之，一个完备的宪法工程不只是对修宪内容进行系统化表述，更是对新制度的构动力、内容、过程与结果进行整体性表述，并在其中反映宪法的控制。最后，宪法学对此能够做什么？从理论上看，捍卫宪法的权威与生命力，不是画地为牢，将宪法限缩在封闭的领地。